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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
发布时间:2017-08-08 17:24

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学习、继承和弘扬习仲勋的群众工作经验,对于在新常态下不断深化、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切实做到“三严三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习仲勋是群众革命斗争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领导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文化育一种精神。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同志出生于陕西富平县淡村习家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旧中国的黑暗腐败,使他幼小的心灵萌发了勇于反抗、追求光明的念头;父母的言传身教,使他养成了刚正不阿、勤劳勇敢的品质;崇拜英雄人物,使他养成了豪爽、睿智、机敏、果敢的个性。习家庄正是习仲勋同志早期启蒙和人生起步的地方。这块钟灵毓秀沃土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到他的骨髓和血液,虽浸润无声,却是那么的深沉、奋进和持久,直至他光辉战斗、功勋卓著的一生。

习仲勋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洪流中投身革命;在革命处于低潮、个人身陷囹圄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艰难岁月里,同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地区举起工农武装割据的红旗,做了大量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在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保卫延安的战斗中,协同彭德怀同志屡建奇功;在解放初期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下,提出并成功运用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思想;在主政广东不久的改革开放之初,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13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岁组织发动两当起义,21岁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26岁担任中共中央关中分委书记,32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39岁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40岁任政务院秘书长,46岁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49岁因《刘志丹》小说含冤蒙难,65岁主政广东,67岁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9岁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89岁因病在北京逝世。习仲勋同志充满传奇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矢志不渝,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光辉业绩和历史贡献,深深铭记在我们心中。他的名字和业绩,已经与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紧联系在一起。毛泽东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同志在76年革命生涯中形成的植根人民、造福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二、习仲勋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守望者

群众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群众是相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而言的一个广泛社会群体,是我党的立身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党在自己的各项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实际工作中,要把群众路线内化为个体自身自觉的群众意识和行为,即时时想着群众,处处依靠群众,事事为了群众。

习仲勋同志1944年11月在《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一文中明确指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1]。”“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不当‘官’和‘老爷’”。“走出‘衙门’,深入乡村[2]。”“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3]。1950年5月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一文中特别强调:“使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等不良倾向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正是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使国家财产、公私经济、群众生产蒙受重大损失的,也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下级机关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征,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4]。”1961年4月在《关于长葛调查的两个报告》一文中,针对干部作风问题特别指出:“不好的作风破了,新的作风未立。许多干部工作方法一般化,靠打电话、听汇报、发指示、统计数字来指挥工作。有点像蜻蜓点水一样,漂浮得很,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寻求真理。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倾听群众意见。任务来了,就由上往下布置,很少跟群众商量,不走群众路线。”“在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核心都需要无例外地进行一次严格的整风。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才能把干部的作风彻底转变过来,从而把我们的工作大大推向前进。”[5]1946年3月在《贯彻边区妇女运动的正确方针》一文中指出:“我们决不能只想步子迈得大,你步子大,跑的太快,群众就跟不上。也不要追求形式一致,都一般高,都一样齐;你硬搞就只有来个强迫命令。这是作风问题,又是思想问题、群众观点问题。[6]”“我们天天喊群众观点,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把群众看做自己的亲人,一点一滴脚踏实地替群众做些事情,为群众服务。”[7]

习仲勋同志的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尽管时隔60多年,但是今天读起来对于我们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落实“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也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

三、习仲勋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践行者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群众工作的本质是密切联系群众,其核心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保障是正确的工作方式方法。习仲勋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切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的根本依据,值得我们始终不渝地学习和效仿。

1.倾情倾心地做群众工作。感情决定立场。要怀着深厚的感情做群众工作,对群众的感情越深,做好群众工作的自觉性就越强。只有始终把对群众的深情厚意铭刻在头脑里、落实在行动上,才能真心爱护群众、真诚服务群众,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1937年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炊事员老李有一次很神秘地告诉习仲勋同志有一村民常常偷咱们伙房的面和硬柴,你说怎么处理?习仲勋却说:“把他们一家人搭在咱们灶上吃饭,也没什么,群众穷嘛!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群众供给的,离开群众寸步难行。群众吃点、拿点不要紧,不要声张,免得引起他们家庭不和。”不久习仲勋的话让村民家的人知道了,非常感激地说:“习书记真是宽宏大量,以后再也不偷拿机关灶上的东西了。”赤水县七界石有个姓杨的老汉来看望习仲勋,送给他十个鸡蛋。习仲勋自己舍不得吃,交给伙房老肖同志,叫给患重病的田志立同志做鸡蛋面吃。第一次做了两碗,一碗送给田志立,另一碗给习仲勋端去。习仲勋说:“我不是叫你送给田志立吃吗?为啥给我端来了?”老肖说:“群众给你送的鸡蛋,你连尝都不尝一口,岂不是辜负人家的好意?”习仲勋同志却说:“我身体很好,也不想吃,要不给李永昌老汉端去,他可能今年都没有吃过鸡蛋面呢。”老肖含着热泪,把面给李老汉端去了。

2.脚踏实地地做群众工作。为群众服务要从实际出发,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尊重群众意愿,符合群众利益。1948年1月4日,针对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习仲勋同志在给西北局和中央写的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报告中提出,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老区和抗战时期建立的新区基本情况不同,老区中农多,少地无地的贫雇农最多不超过总户数的20%,许多原先地富的土地多已经被没收,参加劳动者最少在七年以上,成分已经转化。所以,老解放区的土改政策要和新解放区有所区别,针对不同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土改政策。毛主席对习仲勋的报告非常重视,1月9日回电指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请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3.深入进去做群众工作。在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应分清哪些属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哪些属于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哪些属于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只有深入认识和把握各种情况,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才能真正把群众的利益维护好 、实现好、发展好。1978年4月,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后,遇到非常突出的偷渡外逃问题。在综合分析大量外逃原因之后,习仲勋提出解决偷渡外逃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先决条件。这就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思想上牢固树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念,进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的思想教育;要使我们的基层成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阵地。偷渡外逃主要来自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从而使这一比较棘手的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4.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要沉下心、静下心来,不厌其烦地了解群众的所想、所盼、所急、所忧,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甚至要想到做到群众没有想到的事情。1952年8月22日,习仲勋同志针对甘肃临夏地区土改工作中“左”的意见,强调指出,要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他讲到:“一是要和其他地区的做法有所区别。”因为这里是“历史上回、汉冲突最尖锐的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怎样区别呢?就是在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上加以区别。要更加谨慎、更加细致、更加耐心地做好教育群众的工作。一切均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反对简单急躁和包办代替的做法。对于地主阶级的斗争,“切忌乱斗一气,而是要集中力量斗倒群众最痛恨的并已完全孤立了的恶霸地主。”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开展反封建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又从深入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中,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

5.全面透彻地做群众工作。随时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回应群众期待,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时,为群众服务还要善始善终,解决好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加上工作中的失误,陕西富平等地发生严重饥荒。习仲勋看罢家乡的群众来信,当即将来信批转陕西省人委。随后,省上召开了全省安排群众生活的会议,解决群众吃粮问题。1962年春,经国家有关方面同意,省上和渭南专署先后三次给富平调拨返销粮1595万斤,饲料粮280万斤。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允许群众外出自由换粮。习仲勋同志还给富平县委主要领导写信,提醒他们不要疏忽大意,把返销粮问题当大事来抓,分配要公平,不能让一名群众饿肚子。他要求县委带领党员和干部,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做工作要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切切实实,踏踏实实。”1961年,为了有效解决河南长葛县群众口粮严重不足问题,习仲勋同志顶着压力、冒着风险,经请示党中央、国务院,动用了部分国家战略储备粮,使长葛人民渡过了难关。

6.开拓创新地做群众工作。开拓创新是指人们运用已知的信息不断突破和超越常规,发现或产生某种新颖独到的有社会价值的新事物、新思想、新观点的活动。它是一种动力和状态。1952年,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局工作期间,为了争取团结更多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创造性地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思想,为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减少阻力。主要是先做好争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然后再去发动群众进行改革;对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宽大让步甚至妥协的政策,保存一少部分封建势力,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环境,然后搞掉大部分封建势力;保护民族上层人士过好土地政策关。只要把土地拿出来分了就好,不要硬性去搞面对面的斗争。例如西北地区的大地主、第一首富马辅臣,习仲勋都敢把他争取过来,并提名他为青海省副省长。

“联合封建反封建”的思想,如果没有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深刻理解,没有理论上高度的修养,没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当时中国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下提出来,是难以想象的。这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做法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赞赏。

四、习仲勋是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高度统一的驾驭者

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深刻揭示了党的群众观点的本质。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的利益,我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工人阶级的奋斗方向,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每个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切实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这既是对党负责,也是对人民负责,二者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当然,历史地具体地来看,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表现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又不是绝对一致的。也就是说党的方针政策脱离了客观实际,偏“左”或偏右的时候,如“肃反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就背离了党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就应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和政治责任感,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为人民的利益坚持正确的政策,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误的政策。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提出的“工具论”,阐明了党如果离开群众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观点。他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8]”。既然党是人民的工具,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也不追求特殊的利益,那么,党就必须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立场和唯一宗旨。所以,邓小平同志的“工具论”,再次诠释了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亲笔为习仲勋同志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无论是在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还是在绥德保卫边区北大门,习仲勋同志始终是党和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执行者,赢得了党组织的高度信任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毛泽东同志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同志无论是在西北局、中宣部、国务院,还是在广东担任领导工作,抑或是含冤蒙难期间,都做到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热爱。习仲勋常说:“我这个人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别人欺负老百姓,我也不答应。”在参加国庆50周年大典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习仲勋同志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

五、习仲勋是依靠群众与引导群众相结合的示范者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群众的自发斗争,不可能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因为无产阶级群众的自发斗争,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而没有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就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政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就会陷入分散、涣散和盲目状态;没有远大政治目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革命就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党既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深刻揭示了党的群众观点的实践方法,体现了党所承担的双重任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创建和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具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就是依靠群众与引导群众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他们始终把创立党的武装力量放在第一位,以开展兵运工作为突破点,点面结合,“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实行 “狡兔三窟”的策略,逐步形成从几百人的南梁游击队到5000多人的红军正规部队,使之成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中流砥柱。1935年7月,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即西北革命根据地)。正是由于陕甘根据地党的领导人对我党武装斗争理论的创造性实践,才使陕甘根据地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下来,使其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区域,为党中央、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日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陕甘宁边区又成为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

习仲勋同志在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主政广东是其重要的时期。特别是在广东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表现出了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依靠和引导群众的高贵品质和崇高风范。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2日、13日,《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就分别转载了该文。广东的党政领导人之中,习仲勋是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标准观点的。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他到各地发表讲话,为全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加油鼓劲,特别指出:“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意义十分重大。”

习仲勋尽管当时刚复出不久,地位未稳,而政治形势又不是很明朗,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很早就作了表态,不怕再次被打倒,对广东正本清源,使之日后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需要坚强的党性修养、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敢于担当的优秀品格。

1986年2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就陕西渭南市(县级)一部门主要领导为儿子婚事大操大办、借机敛财、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作出重要批示:“这件事如不严肃处理,将会严重影响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渭南市委根据相关规定精神,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行政职务。这对我们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共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是一个生动的反面教材。

六、几点启示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习仲勋同志以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一心为民的赤子情怀和光明磊落的崇高风范,书写了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祖国的壮丽人生,也为我们树立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今天对于我们仍然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启示意义。

1.一切为了群众,像习仲勋同志那样真心对待群众。“人民就是江山”。牢固树立“人民至上”、“党是人民的工具”的群众观。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坚决纠正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冷漠病”,工作漂浮、服务群众不到位的“懒散病”,滥用公权、以权谋私的“特权病”。目前出台的系列惠民政策,不是对群众的赏赐和恩惠,而是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以经受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业绩,不断改善民生、增进群众福祉。

2.一切依靠群众,像习仲勋同志那样真正相信群众。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无不胜。一是依靠群众促改革。将群众分散的、不同层次的意见建议收集归类,研究转化为集中的、系统的各项改革方案,使改革举措更接地气。二是依靠群众促发展。用看得见的利益吸引群众主动参与产业发展,用政策号召群众支持城镇化建设,用身边的先进典型引导群众勤劳致富,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三是依靠群众促和谐。落实领导包案、公开接访、下访约访制度,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引导群众学会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3.从群众中来,像习仲勋同志那样真诚求教群众。“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一是善于问计于民。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听取不同利益群体对优化投资环境、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改善民生的意见建议。把群众的意愿纳入到决策的全过程、各环节。二是善于问需于民。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群众最不满意的方面、最关心的事情、最迫切的期盼,满足群众的现实需求;从定期征询群众对现行政策措施的意见中,调整工作思路,满足群众的最新需求;从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中,搜集有价值的政策信息,引导和开发群众的潜在需求。三是善于问政于民。凡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都要邀请群众建言献策;凡是出台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都要征求群众意见;凡是涉及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都要交给群众讨论,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更加合民意、顺民心。

4.到群众中去,象习仲勋同志那样真情融入群众。“真正把群众看作自己的亲人”一是让身心深入群众。建立健全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制度,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走出机关,深入乡村社区、田间地头、厂矿车间,塑造各级干部和群众的鱼水关系、血肉之情。二是把感情送达群众。能讲群众语言,会用群众方法,善交群众朋友,融洽干群感情。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三是把承诺兑现给群众。答应群众的事要按照责任制、路线图、时间表的要求逐一兑现,不让群众的合理诉求落空、热切盼望延期,赢得广大群众的真心、真情、真爱。



[1]《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2]《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2]《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4]《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5]《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5页。

[6]《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5页。

[7]《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8]《为民务实清廉 新形形势下群众工作怎么做》中共党史出版社 张荣臣 谢英芬著 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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